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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預測到預案: “開城而戰”的5P和5T

          雖然城市街頭已經逐漸開始堵車,但總有一絲不安的氣息縈繞在人們心頭,推動著各地的政府決策者以及各行各業的專家開始從各個視角,審視一份針對未來之戰的“預案”的各個維度。

          楊再飛

          (本文刊發于《中國經濟周刊》2020年第8期)

          全人類的抗擊新冠病毒的戰役,當前可以說進入了“相持階段”。在國外,感染人數迅猛增長的勢頭總體已經被遏制但并未大幅度下降;在國內,武漢打開城門的同時,從北京到廣州再到綏芬河,“外防輸入”的壓力空前增加。因此,雖然城市街頭已經逐漸開始堵車,但總有一絲不安的氣息縈繞在人們心頭,推動著各地的政府決策者以及各行各業的專家開始從各個視角,審視一份針對未來之戰的“預案”的各個維度。

          已經持續3個多月的這場全人類的抗疫戰爭,也使人們對新冠病毒有了基本了解,概括來說是“三高”:高度隱蔽的傳染性;高比例的重癥患者(與流感相比);以及由此帶來的對醫療資源的擠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下一步“開城而戰”的新冠病毒抗擊“預案”的各種“組件”,開始逐漸成熟起來。筆者不揣冒昧,試著從我們參與武漢戰“疫”的實戰經驗出發,綜合近期對國際國內抗擊疫情手段的跟蹤,做一些框架性的陳述,希望對各地各層級預案的準備者和決策者提供參考。

          打響未來之戰的5P

          第一步:情報準備和分析預測 (Predict)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還有下一輪高峰,何時會來?先行指標是什么?多大烈度?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4月初在接受采訪時提醒,要對是否會出現第二波疫情或反彈保持警惕;應通過科學抽樣方法檢測核酸和血清抗體,評估人群免疫水平和疾病走向。

          隨后,一些省份開始進行人群血清抽樣檢測。血清檢測的目的是發現某個人是否已經擁有了新冠病毒抗體,據此來推測有多少人已經得過新冠肺炎。核酸檢測的抽樣,可以幫助推算人群中無癥狀感染者的比例。若再加上對歷史上發熱門診和感染人群數據的相關性分析,并補足某一地區當前門診發熱數據等,就有可能建立一個對未來新冠感染和傳播情況、發展趨勢的數據模型,預測本地未來一周一月的發展,使得我們對于未來多長時間要準備多少方艙、多少醫護、多少呼吸機等做到大致心中有數,從而配比不同等級的醫療和社區動員。

          同時,也通過這些數據進一步刻畫易感人群、分線人群畫像,做好重點的預防。 根據對未來的預測,戰略物資如口罩、消毒物資、呼吸機等的準備、分倉、存儲可以說是至關重要的,相信全球各國政府都已經在全力著手。

          這個模型的建立并非輕而易舉。不過,伴隨著數據維度的豐富和研究的加深,并在今后幾個月中與現實和歷史情況進行反復比對和修正,應該可以達到一定程度的準確性。這中間的關鍵除了進行數據的收集之外,還需要組織跨專業的專家顧問隊伍,從流行病、社群傳播、城市管理等多角度提供專家知識,使得模型不斷被調優。如果能夠以不同的學術機構和專家學者以及不同地域的組合形成幾支不同的預測團隊,可能會更有幫助。

          可以說,打響未來之戰的第一步,是情報準備和分析預測(Predict)。

          第二步:主動出擊(Proactive)

          在預測基礎上的第二步是主動出擊(Proactive),也可以稱為積極防御。

          新冠病毒抗擊和預防的關鍵是一個“早”字: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只要“早”字抓得好,社會影響其實可以控制到非常小的范圍。

          一方面,要做到“與病毒賽跑”,就要最大限度地縮短新增病例從發病(檢出陽性)到被收治(隔離)的時間。武漢戰疫期間,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提出“精準推送,引導排查”,堅持每天通過大數據模型分析,向各區推送核酸檢測首次檢出陽性且沒有住院隔離信息,或者發熱門診中醫生填報有肺炎癥狀的人員。這些人員都會第一時間被找到,予以收治、隔離。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閉環運轉的,甚至可能比大疫情網更為敏感的預警干預體系。另一方面,如果能夠讓民眾覺得可以非常方便地被檢測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必到醫院排長隊忍受交叉感染的風險,那么人們的恐慌心理以及“恐醫”態度會大幅度改善。

          今年2—3月,韓國大邱和首爾的街頭流動檢測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國內,檢測費用已經大幅度降低,一些檢測試紙也開始出現并被人們自助式使用。如果在這方面進一步總結經驗,讓檢測新冠病毒能夠低成本、高速度,那么對于民眾自我保護、及早治療、控制新冠病毒的交叉感染和社區傳播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另外,利用中國發達的互聯網,通過遠程診療、AI診療等方式實現人群的及時就醫、早期判斷,也有利于早發現早控制,把傳播控制在最小范圍。

          第三步:對重點人群 (People) 進行重點防護

          新冠病毒最令人恐懼的一點是對人群的差別式攻擊。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有基礎病的人群和老年人群等有很高的重病率和致死率,而其他人群中的大部分可望自愈。因此如果能夠針對這部分重點人群安排一整套精準的防范、檢查、及時上報和治療體系,對于城市的安全度提升和醫療資源擠兌的預防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因為在一個城市里,上述人群畢竟是有限的而且是可以找到的。利用類似于定位手環、定期醫生診療、高密度核酸檢測等方式,越好地保護城市最薄弱的人群,就越能增強整個城市“開城而戰”的能力和活力。

          第四步:戰場選擇 (Place)

          任何戰爭都要發生在一定的地理戰場(Place)之上,古來名將大戰都善于巧妙地將戰爭引至最能發揮己方優勢、削弱對方優勢的地形上展開,或憑山或用水,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

          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城市帶、交通路網和醫療資源的發展已經與傳統的行政區劃出現了一定的背離,在前一階段的遭遇戰中,這種背離帶來的資源不平衡,在舉國奮戰的強大資源聚集面前可以說被輕易克服。但是當下一階段的戰爭目標是彈性的、精準的打擊,那么就應該盡可能實現相鄰區域資源的充分配置,避免付出過高的社會代價。

          因此,有必要考慮在未來的抗疫戰爭預案設計中,打破行政區劃,靈活劃定戰區。要通過上述的精準預警、精準干預,把發現新增病例之后的隔離范圍劃定在一個更加科學的范圍,畢竟所有人都很難接受“封城”再次上演,要做好通過封一個小區、一個樓棟來快速阻擊病毒的預案。 

          第五步:彈性預案 (Plan)

          上述幾個方面有了充分的規劃之后,彈性預案(Plan)就非常有底了。從筆者自己在武漢的實踐看,以下幾個方面或許應該重點進行:

          1.醫護資源的彈性擴展。根據未來預測,培訓各科醫生包括退休醫生、醫學院學生,一旦發生情況,能夠迅速根據需要擴大符合要求的專業醫療隊伍,分配到隔離點、方艙醫院、醫院和ICU。

          2.培訓應急人員,定人定崗,枕戈待旦。城市干部、社區工作人員和應急情況下的政府部門以及企業(比如公交企業、快遞企業、食品企業、餐飲企業、大貨車司機、物流企業)都應該被確定戰時角色,進行培訓。在校大學生可以是一個非常好的志愿者資源。由于這是一支非專業非醫療的隊伍,因此進行定崗分工、提前培訓和演練至關重要,這樣才能實現來則能戰。

          3.預案的層級擬定和培訓演練。根據前述戰略情報和預測的不同,擬定不同情況下的分級預案。包括從限制公交、限制局部城市交通、封閉一部分城市等逐級升高的預案。更細節的預案包括如何敲門、如何進門、如何送餐、救護車的救護原則和路線選擇等。應該像日本的地震預演一樣進行多時間、多地點、多場景的演練。

          4.方艙醫院和隔離點。這是中國做得最成功的部分,不贅述,備好即可。

          5.大數據流調和溯源方案以及技術的盡快成熟。此次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基本上奠定了大數據技術在流行性調查和溯源中的關鍵地位。目前,從新加坡、韓國等國的經驗看,藍牙技術、基站數據、二維碼等的應用形成了不同的硬件、APP和數據挖掘方式的組合。針對疫情,蘋果和Google最近也在聯合進行基于藍牙的數據交換模塊的緊急開發,計劃于5月份開源。這些不同模式各有優缺點,應該組織不同的團隊抓緊研發,并在不同地方進一步試驗成熟。

          因此,基于我們對新冠肺炎歷史數據的研判和一定的流行病學數據采樣,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實現對新冠肺炎未來發生的可能性、烈度進行相對準確的預測(Predict),并且可以實施很多在大邱、紐約、新加坡、武漢等地行之有效的預先行動(Proactive),在此基礎上,針對新冠可能攻擊的重點人群(People)做重點準備,對未來抗擊新冠的地理區域(Place)做更符合醫療資源分配的預先劃分,并在上述這些準備工作基礎之上制定和實施彈性的預案(Plan),面對新冠肺炎的“未來之戰”,我們完全有信心以較低的社會成本贏得勝利的。

          全社會協同需要5T聯動

          這場抗疫戰爭是對整個社會資源的總動員,它要求我們在社會溝通、政府開放、信息透明等方面做出更好的全社會協同,筆者把這種協同概括為以下5個“T”:

          第一,無論是在預測模型的建立還是城市預案的打造以及未來實踐中,都要有跨界(Transboundary)的理念。新冠肺炎是人類最狡猾、最殘忍的敵人,沒有一個市長、沒有一個部門、沒有一個科學家可以說自己能夠完全了解和把握它,必須以跨學科的專家智慧、跨專業、階層甚至國家的真誠協作,來贏得最后的勝利。跨界,還需要我們建立起持續運轉的、跨部門的防控工作體系,特別是一個精干高效的組織指揮體系,一套智能化的科技支撐體系和一支“合成作戰”的流行病學調查隊伍。

          第二,正如王辰院士所言,前一階段中國的勝利是依靠了制度優勢,是“組織的勝利”,下一階段必須也只能依賴科技(Technology)的勝利。這一點相信全社會已經有了共識,因為如果不能精準殲滅新冠肺炎、較低成本地打贏這場戰役,失業和經濟衰退將是更無法抵抗的瘟疫。

          第三,制定和實施的預案可能非常復雜,但是核心應該包含三個關鍵詞:時機與不同等級措施的精確匹配(Timing)、充分的城市人群訓練和演練(Training)、以及最為關鍵的——徹底透明(Transparency)。不同時機精確匹配強度由低到高的措施,是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措施對社會正常生活的影響,保持經濟和社會活力。訓練的作用也不言而喻,如果社區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疫情再度來臨時連自我保護和如何專業轉運等方面都磕磕絆絆,那么他們不但難以發揮作用,自身就可能成為新的風險隱患。而無論是在武漢還是在其他城市,都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信息溝通越透明越暢通,哪怕這些信息告訴大家不好的消息,市民也會越堅定地與政府和專家站在一起,承擔起每一個公民的責任,一起打贏這場全人類的共同戰爭。

          (作者:北京海致網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CEO)


          2020年第8期《中國經濟周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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